“政府終于下決心了！”5月6日，冶金工業規劃院院長李新創這樣對記者表示，“在淘汰落后產能上，用‘鐵腕’的說法，我是第一次聽說。”
5月5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動員和部署加強節能減排工作時表示，要采取“鐵的手腕”淘汰落后產能。
其中，今年要淘汰落后煉鐵產能2500萬噸、煉鋼600萬噸，5月底前要把任務落實到各地區和企業。屆時，將公布淘汰落后產能鋼企的名單，并確保落后產能在第三季度前全部關停。
短短數年間，中國鋼鐵業產能從不足1億噸，迅速膨脹至7億噸，雖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支撐貢獻，也給行業留下結構性沉疴——原料受制于上游礦山、產品市場競爭無序、環境污染負擔沉重，鋼鐵業呈現紊亂之狀。
對此，6日，中鋼協秘書長單尚華對記者表示：“沒有解不開的結，不破不立。只有破舊，才能立新，不然市場騰不出來。”
“鐵腕”治鐵之時，正值中國鋼鐵業利潤率低下、聯合重組停滯不前、鐵礦石談判失利、季度模式成真、指數化定價來襲的當下——這多少有些外部環境倒逼的意味。業內各方關注的是，這次整治效果，究竟能有多鐵？
重手問責
鋼鐵業內多位人士都注意到了一個信號：落后產能淘汰的多種手段順序，從先前“環保為先”的“軟手”，轉變到了眼下“行政問責”的“重手”。
這次會議指出，對各地區節能目標完成好的要給予獎勵，未完成的要追究主要領導和相關領導責任，根據情節給予相應處分，直至撤職。
“（行政問責）很有必要，這是為了防止地方保護主義。”5月6日，鋼鐵重地唐山市的常務副市長周仲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沒有強有力的措施，淘汰落后產能，這個難題難以解決。”
這場整治，不僅涉及產業健康，也關乎政府承諾。
李新創說，“單就鋼鐵業今年2500萬噸鐵、600萬噸鋼的淘汰任務而言，應該說不難。難度更大的是工信部的要求，這涉及到近億噸產能，其中部分還在高速有效運轉。”
按照工信部要求，2010年底前，全國需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爐，淘汰20噸及以下轉爐、電爐；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煉鐵高爐，淘汰30噸及以下煉鋼轉爐、電爐。
在單尚華看來，工信部關于淘汰標準的要求還是偏低了。
“要我說，400立方米的標準仍太低，應當把1000立方米以下高爐都淘汰，要不然節能減排的目標怎么實現？”他分析，“這并不是說1000立方米以下的都落后、以上的都先進，但是行業淘汰總要有標準和尺度，否則很難執行。”
這反而是大中型鋼鐵企業的福音。
6日，河北鋼鐵集團一位管理人士就對記者表示，大型鋼企一直以來確實比小鋼企承擔了更多的環保要求和社會責任，有時看到部分企業在排污等方面并不夠重視，卻又在產品市場上活躍，“我們的滋味也很復雜。現在鋼企利潤率普遍比較低，加上淘汰力度加大，某種程度上也能促進行業的有序整合。”
缺失的退出機制
“為什么在不斷的控制下，我國的鋼鐵產量從不到1億噸，達到去年6億多噸”，“為什么從中央各個部委到地方，淘汰落后產能都這么困難？”
其實這么多年來，上述盤踞在李新創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兩個疑問，或許更能解答，為何屢次產業政策調控，都無果而終。
李新創認為，難見成效的深層問題，根本在于利益，以及實實在在的體制問題——稅收、權力、企業社會責任等等。
在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如今我國幾乎每個省都有鋼企作為納稅大戶、金飯碗。即使是被劃歸入淘汰行列的小鋼企，也是地方解決就業的重要據點。
這也構成了每一次產能控制，效果都“雷聲大、雨點小”的結局，行業也開始對政策出現應對“疲勞”。
2007年，發改委曾在當年4月與河北、江蘇等10省份簽訂第一批關停和淘汰落后鋼鐵產能責任書，12月又與另18個省區簽訂第二批責任書，涉及企業573家，計劃到2010年總共關停淘汰7776萬噸的落后煉鋼產能、8917萬噸煉鐵能力。
但淘汰的步伐，跟不上經由謊報、替代、擴大后繼續上升的產能。因此也有觀點認為，若無其它替代支柱產業出現，使得落后產能自動退市，根本上控制過剩很難。
單尚華就提醒，“淘汰落后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部分企業為規避政策，把400立方米報成450立方米、甚至600立方米的情況。
這是2005年國家產業政策出臺調控產能后，地方“下有對策”的反應之一。
“應該講，在目前產能總體滿足國內需求的前提下，鐵腕淘汰的方式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而且落后產能確實要淘汰，這一點是不能含糊的。”李新創對本報記者表示，“但如果有退出機制的配合，那就更完美了。”
“盡管國家下了很大決心，啟動問責制。但要淘汰的1億噸產能里，大部分正在高效運行，市場供求能否離開它們？沒有強有力的退出機制，地方財政、就業壓力怎么解決？”
據記者了解，退出機制的設定還在研究中。李新創表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通行的模式就是中央、地方分別拿出多少錢來安置。但是，很多問題，并不光是拿錢就能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