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央行行長、銀監會主席等赴溫州調研，引發廣泛關注。有統計顯示，目前溫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其中9月份就發生26起。9月22日以來，溫州市發生三起因債務危機后，老板被逼上絕路而跳樓自殺事件，造成兩死一傷。被外界稱為“寶馬鄉”的江蘇省泗洪縣石集鄉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貸，涉案資金3.1億元，石集鄉問題最嚴重的李臺村僅涉案本金就達1050萬元。吸引“寶馬鄉”民眾入局的則是誘人的回報：10000元月息高達3000。
從金額上看，高利貸尚不至于危及金融體系穩定，但由于地下融資涉及眾多個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誘發社會不安定，理應引起高度重視。
高利貸的流行，既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不到位的結果，也反映了貨幣政策緊縮的影響。
自2010年以來，通脹壓力不斷上升，今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連“達沃斯論壇”上，溫家寶說：“通貨膨脹如果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可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向背，我們要以這樣的高度來對待增長與通脹之間的關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將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調整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實際利率明顯為負。
與加息相比，央行顯然更倚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2010年央行六次上調準備金率，2011年又六次上調準備金率，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從15.5%上升到21.5%，中小銀行則從13.5%上升為19.5%。不僅如此，9月初央行下發通知，將商業銀行的信用證保證金存款、保函保證金存款以及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存款等三類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預計約凍結銀行資金90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二至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是貨幣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響并不相同。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合理的利率應該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利率的波動，可以合理引導資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將回報率低的項目淘汰；人為壓低利率，則會導致一些低回報率項目茍延殘喘。因此，負的實際利率，一方面導致公眾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業的貸款沖動。
存款準備金率的提升，對收縮貨幣供應量的效果更為立竿見影。但是，將準備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歷史高位，導致銀行可貸資金高度緊張。
一方面是負的實際利率，一方面是銀行可貸資金受限。雙重因素作用下，銀行資金成為供不應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資金規模下，銀行自然會保大項目、大客戶。此外，由于大多數銀行仍是國有資本控股，在放貸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政府和國企。
由此產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業“求錢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從銀行貸款；另一方面銀行又不能隨意加息，導致資金供求矛盾更為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地下錢莊和高利貸的流行，是順應了強烈的民間融資需求。
從高利貸的供給方來看，大量公眾為銀行存款負實際利率而憂愁，高利貸的誘人回報自然會使很多人飛蛾撲火。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為高利貸的繁榮創造了條件。根據經濟學者王小魯的測算，中國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銀行，地下錢莊無疑是理想去處，雖然高風險，但灰色收入對風險并不敏感。據新華網報道，一位溫州高利貸主攜13億潛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債主為公務員，涉案金額約“8億官銀”。今年年初，溫州市龍灣公安局在偵查周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時，發現債主名單中的人均為當地司法機構公務員，牽涉的受害人資金從2000萬到8000萬不等。被卷走銀子的官員們都是一律低調，寧愿血本無歸，也不敢公開站出來追討，甚至不敢承認自己被卷走了錢。
從更長期來看，高利貸的活躍，則反映出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和利率市場化的迫切需求。長期以來，我國金融體系保持了銀行主導金融體系、國有資本主導銀行體系的格局，銀行體系遲遲未能對民營資本開放，銀行體系依然處于“半壟斷”狀態。雖然近年來出現了擔保公司等新型融資機構，但受制于資金來源，這些機構難以發揮顯著作用。銀行體系半壟斷狀態下，競爭并不充分，大量中小型企業的融資需求長期邊緣化，一旦遇到貨幣緊縮，中小企業常常面臨“缺水”之困。
在中國市場體系初步建立、經濟微觀主體市場化、金融交易急劇增長的情況下，利率市場化遲遲不啟動，導致了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目前，中國依然保持著3%左右的存貸利差，全球罕見。最初，保持銀行高利差，可以幫助銀行體系積累利潤和資本實力，沖銷歷史遺留的壞賬。但長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銀行能輕松“坐著掙錢”，不利于銀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導致銀行成為公眾存款的“分利者”而非價值創造者。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血液。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前提條件。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銀行業進入壁壘、打破國有壟斷，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消除負的實際利率，才能真正對高利貸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